“讨债队”，一个女人的故事
发布时间：2017年12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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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是六医的何大姐……”何大姐站在门口喊。半晌，没有回应。
屋里，远远看见何大姐，主人早就躲进屋里不敢出来了。
有人回避，有人恶语中伤，当然，更多的人还是很客气的。两年的讨债生涯，让何大姐尝尽人间百味。
自从两年前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成立了“讨债队”，何大姐就开始四处奔波，一笔笔欠债相继被追回。两年追回80多万元，这对处于发展阶段的六医来说，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
当“救人第一”遭遇欠费难题时，医院无一例外地为欠费所困，甚至由此面临着生存压力。对于贵阳市六医来说，“讨债队”的成立实属无奈。
有专家指出，“讨债队”依旧无法解决根本问题。因为，诚信制度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，才是关键。
一个人的“讨债队”
性格爽朗的何大姐在医院里当过护士，搞过结算，干起“讨债队”，纯属偶然。
2005年3月份，医院医政科科长谌利军突然找到她：“有两个病人，已经欠费20多天了，天天催，老板就是不来交钱，要不你去看看？”
原来，这两个病人是贵阳一家大型家用电器商场的送货员，因在送货途中发生车祸，被送进医院。但商场老板在预垫了部分医疗费后，不再露面，转眼，他们就欠下了2000多元医疗费。
何大姐揽下这活。她打电话给那家商场的车队队长，对方一听是医院的，连称“没办法”，让她找商场的财务。
电话打到财务，财务声称“不清楚”，又把何大姐推给了商场经理。
刚开始，对方还客气，可当把欠费的事挑明后，对方就不耐烦了：“这事你不用找我，我做不了主。”
“就找你，只有你能解决问题。”何大姐急了，但她迅速稳定了一下情绪，“你们商场在贵阳可是响当当的，我也是你们的消费者。难道，这么大的商场，原来竟是这样不负责任的？”
“不管怎么说，病人是你们的员工，出了事你们不能不管。”何大姐这一“激”，经理才急忙答应：“有话好好说，我会处理的。”
当天下午，商场派人将5000元医疗费交到了医院。几个电话便将头疼好久的事摆平了，谌利军向她竖起了大拇指：“追债高手！”
就是这么一夸，何大姐被推进了六医“讨债队”——主要负责追讨病人欠债。
六医原是铁路医院，“旱涝保收”。可自从2004年起，医院从铁路系统分离出来后，面临不小的生存压力。欠债问题迫使谌利军萌生了成立“讨债队”的念头。
其实，六医的“讨债队”，从队长到队员只有何大姐一个人。但并不妨碍何大姐对这项工作的热情。
她从住院部抄来了一大沓“黑名单”，开始了追讨欠债的生涯。
学医的“福尔摩斯”
何大姐没想到，“讨债队”的工作并不都像当初几个电话搞定那么简单，第一次出击就让她颇费周折。
那年，在二戈寨，一辆营运中的面包车和一辆摩托车发生相撞，造成1人死亡、4人受伤。当时，4名伤者被紧急送到六医抢救，可是，他们伤愈出院后，近5万多元的医疗费一直没有结算。医院里没有留下伤者的任何信息，一切毫无头绪。
何大姐通过交警部门，先查找到肇事车挂靠的公司。公司在小河，大冷天，公司倒是找到了，经理却不在。“你在外面等着吧。”工作人员抛出了这话。她只得哆嗦着，站在公司门口。
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姗姗来迟的经理才将何大姐让进屋里。但却说：“很抱歉，车主的电话不方便给你。”
何大姐只有天天换着电话打给经理。最终，对方招架不住，将车主的电话告诉了她。
“警方已经介入了，等破案了再来拿钱吧。”车主拒绝见面。车主很窝火，事发后，司机逃逸，卷走了他1万多元款项。
何大姐又想起了保险。一番查找，她了解到，肇事车辆是投保了的。她买了一本交通事故赔偿书，连夜核算。
“你投保的钱够得上赔偿了。”何大姐再次打通车主电话。车主的口气缓和了好多，但仍然拒绝见面。
何大姐又连跑了6次交警大队，有人给她出主意：“如果争取到死者家属和伤者的委托书，你就可以代理他们找车主交涉，否则难办！”
何大姐多方打听，找到了死者家属和另外4名伤者。他们都将印着鲜红的手印的委托书交到了她手中。
“躲是躲不过的，你不出面，事情就没办法解决。”当何大姐再次联系上车主的时候，车主告诉她，亲戚得了癌症，正在住院，“没空见面。”
何大姐不死心，当即赶到省医，“我现在就在省医……”
“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！”电话里，车主大吃一惊。
“我是学医的‘福尔摩斯’啊”。
“我真服了你了！”最终，车主出来见了面。
事情终于被执着的她搞定。忙了3个多月，她为医院讨回了近5万元，死者家属获赔14万元，其他4名伤者也得到了应有的赔偿。
陈年烂账的温情与“加锁”的无奈
对于何大姐的工作，谌利军甚为满意。
“人都是有感情的，很多时候，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一下，或许换来的会是另一种结果。”在欠费的患者中，除了部分恶意欠费者，还有不少人是因为家境贫寒而暂时无力支付，对此，何大姐颇有心得，“讨债，除了耐心，还得对别人有感情，注意方式方法。”
去年，一名患者在医院治疗后，欠下800多元医疗费。患者没有联系电话，她只能按照医院登记的住址，赶到了龙洞堡附近。
一间木头房，何大姐走进一看，家徒四壁，一个小孩正躺在沙发上哭。何大姐快步上前，抱起小孩，哄着。
许久，患者才从外面回来，当她看到小孩在何大姐怀里笑得很开心时，怔了一下。
“我们确实没钱啊……”转入正题，患者眼圈发红，何大姐赶紧安慰她：“不要紧的，等你有钱的时候再通知我一声就可以了。”
“看这孩子穿得太单薄，改天我给你们送一些衣服来吧。”临走时，何大姐抛下一句话。
几天后，何大姐为这家人送去了一大包衣服。这次，她没有提医疗费的事。
不久，患者给何大姐打来电话：“家里刚把一头猪卖了，何大姐，你过来拿钱吧，一定要到家里吃顿饭。”
为了讨债，何大姐这两年去过很多偏僻的农村，过程虽然很苦，却也受到了许多患者的尊重。
不过，令何大姐欣慰的是，两年来，她为医院讨回了80多元“陈年烂账”。这些钱，对正处于发展中的六医来说，不是一笔小数目。
讨债的辛酸，让何大姐开动起了脑筋：“如果加强管理，从源头上对欠费行为进行控制，或许效果会好一些。”于是，何大姐找来技术人员，一番摸索，她建议医院推行“加锁”制度——在电脑收费系统上设置“警戒线”，当病人所交纳的押金不及200元时，及时提醒病人。
医院无奈地“加锁”，对患者来说虽无情，但“自从医院推行这一制度后，欠费问题虽无法杜绝，但得到了改善”。
谁来为“欠费治疗”买单
2006年6月17日，一名13岁的少年从湖南扒火车来到贵阳，途中碰到高压电线，全身大面积烧伤。“少年被送到医院时，已经处于昏迷状态。”六医党委书记周一新说，医院当即为少年开通绿色通道全力抢救。
后来，医院了解到，少年来自湖南的一个离异家庭，家庭境况很糟糕。但医院没有停止对他的治疗，还发动全院职工捐款。
当周一新将3000元爱心款送到少年病房时，其70多岁的老奶奶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周一新面前，感动得老泪纵横……
少年在六医住院173天，产生的医疗费达71072.26元。出院时分文未缴。少年的父亲一再声称，回家便卖掉房子，一定要还上医院这笔“救命钱”。但时至今日，这7万多的费用，依旧成了医院的呆账。
“遇到紧急情况，医院绝对无条件先救人。”六医党委书记周一新强调，在这一点上，医院从不含糊。
在六医住院部，记者查阅住院登记本发现，自2006年5月10日至2007年4月19日，有51名病人在未交押金的情况下，经领导同意，被收治入院。
但同时，“有些病人稍有好转就悄悄跑了，特别是急救。这让医院很是头疼。”周一新说。
这就让医院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“有关部门一再要求医院不得因为经济原因拒收病人，可医院给员工发工资，要购买医疗设备，这些都离不开钱。而病人的欠费问题，往往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院的正常运作，医院很尴尬。”
周一新的设想是，应该由政府主导成立一个绿色就医通道，民政和卫生行政等各有关职能部门一起介入，共同为病人充分提供就医保障，而不是仅仅要求医院“先救人后缴费”。
“欠费现象在贵阳市各大医院都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。”贵阳市卫生局医政处一闵姓工作人员说，在目前的情况下，病人的欠费只能由各医院自行“买单”。
“这对医院是很不公平的。”贵州民族学院文传学院副院长蓝东兴教授说，“救死扶伤”本来就是医院和医生的天职，但让医院独自承担“欠费”风险是不合理的。他认为，六医“讨债队”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，但这样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特别是如果遇到恶意欠费，“讨债队”能起多大作用，令人怀疑。
蓝东兴分析，“欠费治疗”问题的出现，除了国人诚信意识的缺失外，更重要的原因是，我国目前的医疗救助体系还不完善。因此，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，还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医疗救助体系的建立健全。
